一位光伏企业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尽管目前我国出口欧盟的光伏产品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仍有一批中小型企业将欧盟视为重要市场。

相应时期每家公司的算术平均的净利润分别为3.83亿元和3.25亿元。正是这几年煤炭行业从兴盛转为衰退。

这也是传媒行业快速发展的表现。前些年处于卖方市场的煤炭已转为买方市场，卖煤还要收预收款，几乎不可能的。可见，预收款的变化与业绩是相一致的。近年来，传媒行业在政府的支持下保持了快速稳定发展，以净利润为例，传媒板块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2013年同比增长26.79%，2014年同比增长24.13%，2015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8.93%。煤炭钢铁等预收款持续下降预收款变化也有与上述行业相反的。

再以光伏行业为例，今年三季度末该行业16家上市公司算术平均每家预收款为1.55亿元，而去年同期为0.75亿元，今年三季度末同比增加1.06%。经济增速下降，高能耗行业受影响比较大，加之环保力度加大，对煤炭的需求下降，导致煤炭供过于求，价格不断下降。目前可再生能源附加基金出现缺口，部分原因就是火电脱硫脱硝标杆上网电价的下调，导致已建成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要靠补贴把下调的部分补足。

不同的是，风电开发企业以大型国企为主，融资能力强，当年靠自身咬牙扛过几十亿元的补贴拖欠危机。此后的项目，到现在连目录都还没有列进去。优势在于，补贴资金规模可控，将不受火电电价影响，且可再生能源可更加灵活地参与到电力市场中。目前，国内大约有25吉瓦的光伏地面项目，至今没有领到一分钱补贴。

目录发布的周期却没有任何规定，谁也不知道下一批项目目录发布和项目建成截止日是何时。市场最关心的是标杆上网电价下调。

这就造成，一方面企业等待补贴心急如焚，新项目难以继续开发;另一方面，在补贴拖欠情况下，上网电价无法降低，一旦再降电价，更不会有人开发新项目。北京市计划从2013-2017年为大气污染防治政府投入2000-4000亿元，全社会投资1万亿元。但光伏行业大多是民企在开发，融资能力较弱，无法独立应对危机。另一种可参考分布式光伏自发自用的补贴模式。

不同资源区统一下调一定幅度的标杆上网电价，那么补贴的部分仍是可再生能源标杆电价和火电脱硫脱硝标杆电价的差额部分，补贴的金额也将随火电电价的波动而波动;优势在于，开发商20年销售电价非常清晰。降价方式有两种选择，一种可参考之前的降价模式。因为光伏补贴占电站电费收入的三分之二或更多。标杆上网电价的调整虽与补贴没有直接关系，但对补贴资金的长期影响非常明显。

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对于补贴目录要明确发布时间或已备案项目在建成发电之后，自动获得补贴资格。其次，可再生能源附加基金收支情况应公开。

补贴资金取之于社会，用之于新能源，是全社会在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及时让公众了解基金的收支情况，有利于增强公众信心，也符合政府信息公开原则。光伏行业补贴拖欠症已非治不可。

无论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所有的补贴都来自可再生能源基金，基金来源是工商业用户支付的每度电里包含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每度电交1.5分。再次，补贴目录的发布要定期。如果发生信贷违约，银行将立刻调高对整个光伏行业的风险评级，融资成本又将提高，企业将面临倒闭风险。那么谁能领补贴，谁不能领，是由财政部、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目录决定。风险在哪儿补贴拖欠并不陌生。在成本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如何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标杆上网电价是考验监管方的难题。

基金的钱交给电网公司，由电网转移支付给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商。如果从补贴拖欠延展，不难发现目前光伏开发链条从项目备案、申请并网、电力销售、收入回款，所有环节都是行政审批决定而非市场决定，市场机制失灵也就不奇怪了。

但不降电价，补贴总额会增长过快，可再生能源基金难以承受，从而陷入死循环。为何会出现这样令人费解的一幕?通常情况下，优秀企业回款更加及时，减少财务成本之后，形成价格优势，对落后企业进一步挤压使其退出，随后提高全行业的生产效率。

在可预见的未来，光伏标杆上网电价将会下调。对国家来说，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目的是支持其发展一段时间，未来脱离补贴独立发展，这是监管方和参与方的共识。

2009-2012年，风电行业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按照全国的用电量基金正常规模为每年600亿元来支付当年所有的可再生能源补贴，但由于自备电厂等不交附加，每年的基金规模能收到的金额约为400亿元。如何破解难题当务之急是抓紧理顺补贴流程，及时地把补贴给企业发下来。最新的第五批目录于2014年8月发布，项目建成日期为2013年8月。

国家能源局负责审批省一级的风电、光伏备案指标，收集各省上报的已建成项目名单转交给财政部;财政部负责管理可再生能源基金，根据国家能源局的名单发布最终版的补贴企业目录;发改委负责主要由价格司制定可再生能源附加的价格、各种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标杆上网电价及度电补贴电价;电网公司就是一个通道，从工商业用户身上收取可再生能源附加，上缴给财政部管理的可再生能源基金，再从基金领钱支付给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明确企业是否可以领到补贴对其资产再证券化有重要意义。

下降太多，打击开发企业的积极性，市场骤然遇冷;下降太少或不降，使得行业利润率过高，又涉及大量地方行政审批程序，较高的利润将刺激企业不择手段来争夺项目，导致腐败问题和不正当竞争。(文/彭澎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政策研究部主管)。

固定给每度电补贴一定的金额，不随销售电价的波动而变化。但在光伏开发市场，由于后端电价锁定20年，电力收购方只有电网公司一家，所以市场规律已在光伏市场失灵。

再不发补贴，开发商年底大限将至。相比这两个数字，全国支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金简直少得可怜土地税问题也正在成为制约光伏转型的矛盾点。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认为，地方乱征光伏地税造成电站开发企业税收过重，令电站收益难以保证，而光伏电站土地使用税各地征收标准差异大，造成严重不一致，不同地区对光伏电站征收土地使用税的标准相差近20倍。

相比之下，另一个从该行业诞生的首富彭小峰如今依然活跃在业界，为了梅开二度不惜公开卖萌。如今面对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巨额资金量，光伏企业也开始在中国内地股市寻求融资，中盛光电便是其中一员。

除了上述两位双子星，光伏业内再一位偶像级人物朱共山是保利协鑫的精神支柱。王兴华就对记者坦言，相比国外，在中国建设电站更为复杂，光批土地文件就要跑好多部门。

朱共山对于下游市场的兴趣可以追溯到2009年，因为投资回报率较高，电站开发运营的引力使他不安于硅片之王的冠冕，创办了协鑫新能源，主营电站的开发、运营业务等。除了这些外部原因，光伏企业扎堆下游的另一瓶颈在于融资难。